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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山西农发行现代化建设的路径
发布时间:2015-10-24      作者: 农发行山西省分行课题组

加快发展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破解新问题、新矛盾的关键所在。山西分行必须开拓性、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总行的工作部署,确立新理念、理清新问题,走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路子。

在农发行年中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解学智董事长指出“要瞄准国际一流、对标同业先进,不断充实丰富农发行现代化的新内涵”,并对推进农发行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深入分析当前全系统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形势和要求,确立新思路,实施新战略,健全新机制。

一、确立山西分行现代化建设的新理念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坚持“听党的话,跟政府走,按银行规律办事”,结合山西分行的实际,必须确立五个新理念:

(一)支农职能达到最强,体现政策性,符合山西省发展战略要求。按照总行与发改委、交通、财政、住房、水利、扶贫办等部门的联合发文和与有关单位签约的战略合作协议,创造性地把山西省情与国内外先进金融原理相结合,把政府的组织优势与农发行的融资优势相结合,探索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山西发展战略,走出一条以服务山西发展战略为宗旨,以国家信用为依托,以资金运用保本微利为原则,以市场化为基本运作模式,以银政合作为主要抓手,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推动载体的政策性金融办行新路径,为山西战略领域提供效率更高、作用更强、可持续的金融服务。目标是“十三五”期间,新投放贷款额超过2000亿元,全行贷款余额力争净增额突破1000亿元,确保在省内同业信贷规模跨入第一方阵,确保农发行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骨干与主体地位。

(二)服务功能达到最全,体现导向性,落实党和国家政策及符合政府意图。一是做好规划先行。主动与地方政府对接,从规划前端入手,明确发展重点,研究配套政策,设计融资模式,提供融智服务。二是突出支持重点。大力支持城乡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等重大项目,支持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村交通、电力、水利、通信、土地流转等基础设施开发与建设;围绕地区优势,加大对基本农田整治、盐碱地开发复垦、产业园区和农村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农村危旧房改造、移民搬迁、教育、饮水、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建设美丽乡村;支持矿产资源开发沉陷区农村搬迁和土地复垦等重点项目;支持国家新型城镇综合试点工作。三是构建精准扶贫体制机制,支持贫困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当前要突出支持好贫困人口整区域搬迁和光伏发电扶贫工作,注意帮助从共性问题入手拔“穷根”。四是加强模式创新。配合地方政府成立城乡发展一体化基金、发行城乡发展一体化债券,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突出抓好专项建设基金投资工作,充分发挥投贷结合、债贷组合效应。结合各地实际和项目特点,设计切实可行的信用结构,探索行之有效的抵质押结构,防范项目风险。五是深化同业合作。共同支持城乡发展一体化重点项目。

(三)资产质量达到最好,体现安全性,符合现代化银行内在发展规律和要求。强化稳健经营,切实守住风险底线。从经营理念、风险文化、风险治理和管理制度等多个维度,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通过规划先行,把好项目入口关,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最大限度地将防范风险向前端延伸,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和主动性。通过创新风险分担机制,科学构建信用结构,推动融资平台规范发展,有效控制长期信用风险。加强风险跟踪、分析、研判和预警,建立重点风险管控客户与不良项目化解“双名单”管理机制,强化对重点国家、行业、客户和风险事项的监控和处置。完善内部评级、风险计量和贷后管理体系,加强内部审计和内外部联合监督,建立“尽职免责、失职追责”的问责机制。建立风险处置应急机制,创新化解手段和资产保全手段,控制不良贷款率水平,保持资产质量基本稳定。到“十三五”末,全行资产总额接近1500亿元,不良贷款率控制在0.5%以内,成为同行业最安全银行。

(四)发展效益达到最优,体现持续性,符合政策性银行盈利模式。要树立正确的效益观,讲经营效益但不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只有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满足财务可持续和改革发展需要,才能打牢履行职能的基础,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要正确处理民生效益、社会效益、政府效益和经营效益的关系,坚持把民生效益、社会效益和政府效益挺在前面,体现政策性银行的扶持性、引导性。实施有区别的定价策略,在有效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经营效益。面对日趋市场化的经营环境,要摒弃规模和速度情结,调整经营理念和模式,改善金融服务,强化精细管理,平衡好“服务战略、管控风险、合理盈利”的关系,努力开辟多元化、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走更加注重经营质量和效益、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五)组织体系达到最佳,体现合理性,符合现代政策性银行组织架构和人员素质要求。推进内部改革,调整经营策略和业务结构。按照“项目自身的战略必要性、整体业务的财务可平衡性、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精细化管理,推行降本增效,强化风险管控,巩固市场业绩。在成立扶贫开发事业部门的同时,调整优化网点布局,推进对全省重点区域、主要区域、业务量大的国定贫困县的营业服务网点覆盖工程,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对个别县域实行委托代理的形式,力争在全省构建功能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推进内部流程再造,进一步理顺全行业务流程,厘清职责边界,优化部门设置、职能和管理机制,落实经营责任,提高运行效率。

二、理清山西分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

(一)信贷规模增长缓慢。近五年来,全国农发行平均年贷款余额增长在13%左右,而山西分行2014年末贷款余额345.9亿元,仅比2010年增长了51.8亿元,年均增长仅为2.99%;全省金融机构年贷款余额增长10%左右,高出农发行7个百分点。这与全国农发行发展速度不匹配,与山西发展战略需求不匹配,与山西分行机构人员结构不匹配。一方面是发展的思路不够清晰,方法不够灵活,路径不够创新。另一方面,主要是粮棉油贷款业务发展空间受限,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起步晚、增速慢。2014年末中长期贷款规模达138亿元,占全部贷款的40%,40%的县支行无中长期贷款业务。特别是金融产品偏少且方式比较单一,定价缺乏弹性,服务手段与银行同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难以充分满足日趋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二)清控不良步履艰难。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企业风险集中呈现。2014年末不良贷款占比呈现“双升”状态,全国系统排名落后。其中粮棉油购销企业、加工企业以及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不良贷款新增的主要来源。从区域来看,新增不良贷款涉及70%的市级分行。有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见底,防控风险的形势异常严峻。

(三)管控机制存在缺陷。在内控管理方面,检查多、处理少,有时形成“检查、处理、再检查、再处理”的恶性循环。在流程设置上,条块割据,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隔墙”,相互推诿扯皮,形成各自为政的“部门银行”现象,影响了办贷效率。在办贷管贷方面,办贷过程中的多级负责制,导致管贷环节责任模糊。在资源配置方面,虽有一定的挂钩,但力度不够大,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财务资源基本按机构配置,与业务发展的关联度不够大;绩效考核没有真正量化到员工和岗位。在考核评价上,偏重于效益性指标,体现不出政策性银行特色。在约束方面,虽然有规章制度,但违规违纪成本低,很难起到震慑作用。

(四)基础保障不够稳固。基础管理比较薄弱,合规风险还比较突出。客户信用评级质量不高、授信过大、资金支付不合规、贷后监管不力、内控制度不落实、违规违纪等问题还时有发生。产品研发停滞不前,缺乏有市场领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金融产品,信息技术对业务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营业机构覆盖率低且布局不够合理,客户服务组功能不全,开展业务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三、走好山西分行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一)立足发展引领这一前提,下好“先手棋”。重点在“巩固、拓展、推进”上做文章,形成现代化的支农新格局,促进信贷规模稳定增长。一是继续巩固粮食贷款业务的市场份额。适应粮食市场化趋势,积极支持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协助构建四级联动的“天下粮仓”;支持粮食收购体系建设,促进多方受益的“调节器”;支持农副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在全省形成高效便捷的“流通网”;重点支持长治市、晋中市、高平市等8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探索出一条可推广的整体联合型支持模式。二是积极拓展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重点支持重大水利工程,包括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田间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骨干工程、山西吴家庄水库等,支持汾河流域6个市40个县、桑干河、朔州七里河等生态环境治理,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等环境整治工程;涉农棚户区改造和农民集中住房建设,县域城镇道路、农村旅游公路、县乡村公路改扩建、高速公路出口连接线、农村旅游专线建设等。目前已与发改委、住建厅、交通厅、扶贫办等下发了合作文件。同时,还将尽快促成省政府与总行“十三五”期间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授信额度2000亿元。三是大力推进信贷业务蓝海战略。紧紧围绕太原市170个“城中村改造”目标任务,确保取得较大突破,力推城中村改造目标完成。全力争取成为36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易地扶贫搬迁、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土地流转等信贷业务主承办行;积极努力成为临汾市、大同市5个光伏扶贫试点县信贷业务主承办行。加大以晋中城市群为中心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进而实现与西安、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等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人员、信息、资金要素的高效配置,从而实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山西融入。大力支持重大项目资本金投资,加大对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二)坚持以点带面这一路径,深耕“试验田”。在继承以往有益探索创新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点,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规划先行优势。一是将政策性金融原理与规划先行理念植入山西发展思路。重点领域规划先行,深度对接,成为煤、电、路等融资主力行;民生领域银政共同规划,战略对接,真正办成政府的银行;新兴产业顶层设计,战略咨询,打造一批标杆龙头项目,起到典型引路示范作用。二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创新“管理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协会”的“四台一会”机制,因地制宜设计金融产品,推广支持土地适度规模流转“新模式”。三是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探索建立“政府主导、机制建设、统一借款、社会共建”的城中城改造“太原模式”。四是以扶贫开发为责任和使命,作为新时期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举全行之力,集全行之智,加大支持力度。发挥专家、行业优势,为贫困地区编制扶贫发展规划和系统性融资规划及扶贫开发咨询报告,推动扶贫开发科学发展。发挥中长期融资优势,探索“平台规范整改、政府资源整合、项目开发培育”三位一体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吕梁、大同、太行模式”,探索打通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有效办法。五是在涉农棚户区改造、农村公路建设领域,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授权公司自营、以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和委托代建等模式,引领中长期贷款业务发展。

(三)紧扣风险底线这一核心,打硬“组合拳”。一是改进风险治理。发挥好党委核心领导和现代公司治理在风险管控中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各层级、各条线、各部门在风险管控中的权责,协调联动,共同发挥作用,增强全行风险管控合力。二是完善体制机制。结合流程再造,改进管理机制,构建风险管控的制度屏障。建立完善省市分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下的分部门风险管控体系,加强风险管理队伍建设和风险文化教育,为提高全行风险管控水平筑牢基础。三是防控化解风险。加大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力度,完善“双名单制”管理。建立风险处置应急机制,创新化解手段和资产保全手段,强化以风险及不良贷款占有率、下降率为主要内容的资产质量管理指标,保持资产质量基本稳定。四是落实管理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责任认定和追究标准,做到“履行职责有规范,检查考核有标准,责任追究有依据”,有效传导风险管控压力。

(四)围绕管理强行这一关键,跑好“接力赛”。一是以依法从严治行为统领,建立健全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的内控体系,形成操作层面要求具体、内控层面措施严密、检查问责层面清晰有效,各层面制度规定之间相互衔接、标准统一的制度体系,推动建立依法从严治行的长效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和严格落实省、市两级行财会内控管理、重大风险管理约谈制度。大力推进“一加强,两遏制”专项检查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积极推进“合规文化根植年”和“诉讼案件执行年”活动,研究出台落实总行中长期贷款合同变更、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引领全行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建立案件防范责任制。层层落实案件防控工作责任,坚持对大案要案、大额风险、重大责任事故实行“一票否决”。四是建立政策导向与效益导向相结合的经营资源分配机制,强化市分行财务评价和县支行等级行管理,推行差别化考核,突出政策执行效果、政策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专项考核。五是集中财务资源解决基层营业用房问题、客户服务组功能不全问题,加快推广支付结算业务电子化平台建设,推进非现金结算业务,提高结算与服务手段,为企业提供安全、快捷、高效的结算服务。

(五)抓住人才为本这一环节,唱响“协奏曲”。一是以优化干部职工队伍结构为重点。对全行有一定潜力的中青年干部进行摸底排队,采取“岗位定标、挂职锻炼、上下交流、承担课题”等方式,跟踪考核,加大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人、考察人、使用人的力度。同时,在每个市分行有计划培养一批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高级管理人员、项目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客户营销人员、财务管理人员、信息技术人才等。二是实施培训和重点人才培养工程。完善“在职学习、脱产培训、个人自学”三位一体的学习培训体系。发挥网络培训平台功能,抓好业务骨干和一线员工知识技能培训。三是改进人才管理方式。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员工新老交替加快的实际,按照进退相对平衡、总量适度增长的原则,合理控制人员规模,提高新入行人员质量,不断优化员工专业和年龄结构。四是借鉴其他地区、其他银行加强银政合作的经验,与地方党政部门加强合作,争取从各行交流优秀金融干部到市县任职、挂职,增强农发行挂职干部站在政府角度谋划工作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五是对一些业务量大且人员少的行,要打破现有格局,有计划地在全行范围内进行调剂、配置,确保业务量与人员数量大体相适应。

课题组组长:王进谦

课题组成员:刘渝 弓志强 王国英 叶勇

执笔: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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